澳大利亚气候与能源部长克里斯·博文已开始他作为土耳其COP31谈判主席的最艰难外交任务。他塑造峰会议程的权力带有矛盾：澳大利亚一方面自称是太平洋气候伙伴，另一方面从化石燃料出口中获得大量收益。
这一角色源于去年在主办权问题上的僵局。土耳其保留了峰会场地，澳大利亚获得了谈判议程的责任，同时在斐济和图瓦卢举行了太平洋预COP会议。鲍文现在必须在对切实成果的压力下，使这一前所未有的权力分享安排发挥作用。
COP31被描述为一次实施峰会。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希望获得对“35到35”目标的支持，根据该目标，到2035年电力将为消费者能源提供35%的供应，同时采取措施减缓废物增长并降低建筑能耗强度。
鲍文还希望富裕国家增加气候融资，特别是针对那些面临损害和干扰的小岛屿国家。他重申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.5摄氏度的巴黎目标，同时承认短期超过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
太平洋的倡导与战略密不可分。堪培拉关注中国在附近岛国的影响力，而更强有力的气候领导力可以增强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地位。然而，太平洋各国政府会通过财政和化石燃料政策，而非地缘政治语言，来判断信誉。
澳大利亚加入了自愿性的贝伦协议，以加速淘汰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，但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直抵制COP31的时间表。澳大利亚的出口在海外产生的排放不计入国家目标，这使得国内进展可以与全球化石燃料扩张共存。
因此，鲍文必须调和四个群体的利益：作为共同管理者的土耳其、脆弱的太平洋国家、寻求达成协议的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出口商。他的成功将取决于财政和电气化承诺能否在谈判中得以维持，以及澳大利亚是否接受对其贸易中所包含的碳排放的审查。
